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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一气儿出了四本新书《想象都市》《记忆北京》《当年游侠人》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，这四本书构成了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新视野，有着文化史的意义。

作为最早呼吁建立“北京学”的学者，陈平原曾在北大开设“北京文化研究”专题课，主持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主编“北京读本”。他以文人的情怀和底蕴、学者严谨扎实的治学功底，用想象和记忆的碎片来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。陈平原日前就“北京主题”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。

最爱北京冬日的清晨

盘点陈平原这几本新书可发现，在《想象都市》中，他在论文衡史中纵论古今，在都市现状中建言献策，其奉行的“人间情怀”渗透在字里行间。《当年游侠人》则收录了自晚清至现代二十五位在文学、文化、教育领域有所建树之士的文传二十九篇。《学者的人间情》凝聚着作者对巨变的社会及学术文化的独到思考，展现了一位学者的文化担当和社会关怀。

另一本《北京记忆》对于北京读者而言，更有一份亲近感。那些旧日关于北京、关于北京研究的随笔，即便在今天也丝毫不过时。而谈及北京清晨印象与日后的北京研究之间的关系，陈平原特别用到了“草蛇灰线”这个词来形容。

时至今日，陈平原依然清楚记得多年前北京初春的那个清晨，大约是六点，天还没亮，街灯昏黄，披着借来的军大衣，他步出火车站，见识想念已久的北京。“你问我第一印象是什么，那就是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，很特别。大约是凛冽的北风，干冷的空气，家家户户煤炉的呼吸，热腾腾的豆浆油条，再加上不时掠过的汽车尾气，搅拌而成的。”他说，此后，也有过多次凌晨赶路的经验，如果是冬天，深感北京破晓时分所蕴涵的力量、神秘与尊严。这种混合着肃穆、端庄、大气的“北京气象”，令人过目不忘。

事实上，陈平原从年初第一次到北京，次年9月到北京大学念博士，十年后，他才对这座八百年古都略有感觉，他在年9月日《北京日报》上发表了《“北京学”》。年秋季学期，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一门选修课，名为“北京文化研究”。“那年9月日的‘开场白’，后来整理成文，初刊《书城》年第3期。那算是我第一篇比较像样的谈论北京的文章。”随后，年三联书店刊行随笔集《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》，今年增订重刊，正是刚刚面世的这本《记忆北京》。

主张用双脚亲近这座城

对北京的真正触摸、对北京的研究，在陈平原看来，一定要从双脚亲近这座城开始。

在《“五方杂处”说北京》一文中，陈平原曾提及：“北京变化太快，曾经让许多文化人梦魂萦绕的‘老北京’，很快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。与其日后整天泡图书馆、博物馆阅读相关图像与文字，不如邀请年轻的朋友提前进入现场，获得若干鲜活的感觉，即便日后不专门从事北京研究，起码也保留一份温馨的记忆。”令他欣慰的是，确实有不少学生听了他的话，有空就在北京城里四处游逛，拍还了不少照片。

陈平原一直主张要用双脚亲近这座城，他自己不时借春游的名义，带研究生踏勘北京城。他曾特别感叹，很多在京读书的大学生及研究生，对脚下这座城市没有感情，也不屑于深入了解。

陈平原说：“可惜不是北大校长，否则，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，要求所有北大学生，不管你学什么专业，在学期间，至少必须有一次‘京城一日游’——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，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、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、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。”

陈平原主张更多人进入北京的专深研究。在他看来，是否“专深研究”，与作者身份无关，而是属于治学态度及写作风格。“不管是大学教授、报社记者还是企业家、公务员，能讲好北京故事或推进北京研究，就是贡献，就值得表彰，没有殿堂与草根之分。”陈平原提及，民国年间热心掌故及丛书编辑的瞿兑之、张次溪，以及一直大受欢迎、兼及掌故学与社会史的金受申、邓云乡，还有前些年出版《城记》的新华社记者王军，严格说来都不是专业研究者。“书出版后，只要读者叫好，没人计较作者的单位或职称的。面对‘北京‘这么个活色生香的庞然大物，只要真喜欢，肯钻研，有体会，能写作，就能有好成果。”他直言，二十年或五十年后，还不知道谁是主流呢。

陈平原还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，向研究者推荐一批书目。这份陈氏书单包括：侯仁之主编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》（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）、陈学霖《刘伯温与哪吒城——北京建城的传说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）、赵园《北京：城与人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）、魏泉《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——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）、董玥《民国北京城：历史与怀旧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年）、季剑青《重写旧京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）、欧阳哲生《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）等。陈平原认为，这个推荐书单，偏于人文，但兼及学术史。

别光注重“都”而淡化“城”

陈平原说，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，对于今人驰骋想象的这个绝好的宝库，因此，他也始终主张北京研究不能“目中无人”。

“一大堆图表和统计数字，很吓人，可解剖完尸体，不等于就完全了解生命。”陈平原认为，解读古老的教堂（宗教）、宫殿（政治）、城堡（军事）、市场（经济）、学校（文化），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港口与桥梁，确实能让我们贴近历史；可倘若没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这样物是人非的凄婉故事，单是一堆石头，无法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“也许是出于私心，我希望将建筑的空间想象、地理的历史溯源，与文学创作或故事传说结合起来，借以呈现更具灵性、更为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。”

年前，陈平原曾感叹“北京热”主要局限于旅游业和文学圈，学界对此不太关心。如今，他颇为欣喜的是，北大、人大、北师大、首都师大、北京联合大学等都有关于“北京城市研究”或“首都发展战略”的专门机构，兼及人文、社科以及自然科学。当然，他同时注意到，最近十多年，各大学纷纷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。但社会科学长袖善舞，人文学则捉襟见肘。“比如谈城市群、京津冀一体化、华北五省区合作，在经济、能源、交通、科技创新等领域有很多话好说，很多事可做。这个时候，人文学者的思考及论述方式，就显得有点玄虚了。”他认为，积极承接政府项目，并因此获得大笔经费支持，这更接近于“智库”，而不是“大学”，尤其是大学里的人文学的做法——后者擅长基础研究，其能力及志趣，不太适应目前讲求实用的大趋势。

陈平原还恳切提醒一些后来者，北京研究的根本性问题，是否愿意“自降身价”，将其纳入“城市学”范畴很关键。他认为，有的学者为了凸显“北京研究”的重要性，喜欢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城市研究”，而是独一无二的“首都研究”。而注重“都”而淡化“城”，这固然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，但丢失了本该有的理论框架与评价尺度。

因“生于非典 考于新冠”而落泪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陈平原晒出了自己的照片：他的夫人、学者夏晓虹为他理发，他与夫人同游大觉寺、携手散步于昆玉河畔的瞬间，无不透露出生活气息，一位学者面对乐观、积极心态感染了周围人。

陈平原说，庚子年初，面对新冠疫情，大家都极为关注。可他阅读学生的微信群及朋友圈，看到了太多激愤、郁闷、惶惑乃至惊恐，又觉得有必要帮他们调整心境。今年2月1日，他在自家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十七年前的旧文《生于忧患》，并写下这么一段话：“发去十七年前文章，供大家参阅。那时家住西三旗，北大封校但坚持上课，我戴着口罩，乘公交车到学校讲课——按规定，课室前两排不坐人。目前这个谣言满天飞以及半隔离状态，起码还得持续二十天。各位关心国事，但不必整天看/传小道消息，那样会加剧郁闷的。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，尽快平静心情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）。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，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，不断激动、惶恐与埋怨，等到事情过去了，发现自己一事无成。”

这些文字，陈平原的学生们看了很感动，转到自己办的“论文衡史”公众号，小时后，点击量过两万，这对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公众号来说，是个奇迹。可陈平原那时绝对没想到，这疫情持续时间会这么长，对世界影响这么大，甚至很可能改变历史进程。

在陈平原看来，具体到每个人，年长的与年幼的，富裕的与贫穷的，企业家与公务员，受疫情影响很不一样。“全国高考日，朋友圈里转不知出自何方的横幅，上面写着“生于非典，考于新冠，天降大任，注定不凡”，看得我热泪盈眶。”他感叹道，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，也都有自己的突围之道，作为经历万千坎坷的长辈，对年轻一代不敢轻言教诲，只有深深的祝福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 记者：路艳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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